1949年后,壮族是根据民族构成四要素(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识别形成的族群共同体。
壮族服饰便是四要素载体的集中表现。壮族人口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因此也产生了形制不同的壮族服饰样态。那么,壮族先民最初缝制的衣服形制究竟如何?是如何变化发展的?笔者通过对记载壮族文献史料中有关服饰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归纳,发现贯首衣从先秦、两汉到唐宋都有记载,如“开中央,以头贯穿”“以布贯头而著之”“贯头左衽”“迦盘衣”等。文献缺少实物佐证,但我们通过博物馆标本研究获得了重要发现。
、纺轮
等实物推测,早在石器时代的岭南壮族先民,已经有了最初的纺织技术并开始穿着纺织品衣服。由于时间久远,早期壮族先民的服装形制无法得到证实。因此,我们探究壮族先民的形象更多是从汉文献的记载中找寻。
;西汉·司马迁《史记·赵世家》也载,“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
。“瓯越之民”即指的是“西瓯”和“骆越”的部族,壮族正是从“西瓯”“骆越”发展而来的。
可见,先秦行“披发左衽”谓“瓯越之民”。西汉刘安《淮南子·原道训》:“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短裷不袴,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
文中点明了先秦时期壮族先民的人体装饰表征和着装特点:头饰主要表现为“披发”,或者“剪发”;“文身”“错臂”则描绘了当时瓯越之民会在身体上进行刻画图案。文身作为瓯越之民身体的主要装饰,是人类文明早期自然崇拜的体现,其目的是借助文身图案中动物的未知力量,“以避蛟龙之害”
。直至20世纪50年代,在南方其他少数民族中尚存文身的习俗,即是对氏族文化符号的一种保留。
的记载;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地形》:穿胸民,“胸前穿孔达背”
;东汉的杨孚试图从衣饰形制上对其进行解释,他将“穿胸民”与岭南百越民族的穿着联系起来并作记述。据《太平御览》卷790引杨孚《异物志》云:“穿胸人,其衣则缝布二尺,幅合二头,开中央,以头贯穿,胸不突穿。”
这种着装,就是典型的贯首衣形制,只是初始贯首衣是没有衽式的,而是“幅合二头,开中央,以头贯穿,胸不突穿。”(图2)且不论杨孚对于《山海经》中“穿胸国”的解读是否准确,杨孚作为东汉时南海郡番禺县人,他的解读应是以当时他所见所闻的岭南百越部族穿着的服饰形制为基础。由此可知,贯首衣是汉代岭南百越部族中一种典型常见的服装形制。从壮族源于古越人的事实,推出贯首衣应是壮族先民服装的基本形制的结论。
,也证明了贯首衣为“套头”的形制。汉代合浦、徐闻的周边地域正是壮族先民的聚居区,因此壮族先民早期的服饰贯首衣形制作为着装的主要形态不断被文献记录下来。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传》:“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
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则四国之内属也,有自来矣。赵佗起番禺,怀服百越之君,珠宫之南是也。……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
文中的交趾、桂林、南海、象郡等地,当时皆为百越部族的属地。汉代后期“贯头”“左衽”不断被提及,说明当时已经形成的着装方式是从套头贯首衣(图3贯首衣形制-初始期)发展成左衽贯首衣(图3贯首衣形制-发展期)的服装形制。所谓左衽,并不是像汉人的大襟形成的左衽,而是通过贯首衣形成的“对襟”,穿着时向左掩形成的,这种“对襟左衽”的穿法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仍有保存。譬如侗族上衣左侧缝的系带
功能就是穿着时候与右襟系带系结,形成交领左衽的穿着效果,侗族上衣左侧缝的系带即成为“对襟左衽”穿法的实物证据。
图4中从上往下数的第二组第四人(从左至右)和第四组第一人其着装形制与其他人像的袍服形制不同,是明显的贯首衣形制。“岭南是我国古代越人聚居的地区。贵县地居郁江中游,是古代岭南比较富庶的地区之一。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记载了岭南地区越族人民同中原地区发生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的事实”。
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分析,通过对漆绘提梁铜筒纹饰拓印图观察,以整体人物图像为对象,推测出漆绘提梁铜筒的纹饰中袍服着装者很有可能为汉人,上衣下裤着装者为越人。这正好与《淮南子·原道训》中“短裷不袴(裤子),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的越人描述记载相互印证。贵港是秦汉时期桂林郡和郁林郡郡治所在地,也是当时壮族先民与中原王朝交流的主要地域。可以推断越人“短裷不袴,以便涉游”,上衣下袴,以便礼仪。图像中的贯首衣形制的人像与文献的记载吻合,正说明了贯首衣形制是壮族先民服饰发展史中的早期阶段。
(图4)

文中所描述的壮族先民婚嫁时,新娘所穿“迦盘衣”的制作方法——“横幅合缝如井栏”即形象地描绘了贯首衣是两块布幅缝缀起来的。这与东汉杨孚《异物志》中贯首衣的制作方法类同,这样的制作方法一直到唐宋时期还有记载。文献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贯首衣形制是壮族先民早在先秦、汉晋时期服装的主要形制。
的管理。宋代进一步健全了羁縻州县制,开始在广西壮族西部全面建立土官制度。
“羁縻制度”的深入实施,从政治上使中原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往来得到制度保证,汉壮的经济、文化交流逐渐频繁起来。唐宋时期,中原的先进文明开始较多地渗入岭南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不断发展也促使壮族先民的观念发生改变,壮族服饰产生了改贯首易衣裳的趋势。
如后晋《旧唐书》卷一九七云:“南平僚者……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贯其首,名为‘通裙’。其人美发,为髻鬟垂于后。以竹筒如笔,长三四寸,斜贯其耳,贵者亦有珠珰。”
宋欧阳修和宋祁编的《新唐书》卷二二二亦云:“南平僚……妇人横布二幅,穿中贯其首,号曰通裙。美发髻,垂于后。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贵者饰以珠珰。……男子左衽,露发,徒跣。”
文中记载的“通裙”从描述的语言中看出它就是两块布幅所缝制成的贯首衣形制。(图2)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发现,到了唐宋时期,曾经在先秦至两汉的贯首衣形制记载逐渐变少,记载壮族先民服饰的文献中再也没有出现贯首衣形制,而是开始出现其他形制服饰的记载。唐房千里《投荒杂录》载:“岭南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纺织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醯醢菹鲊者,得为大好女矣……故俚民争婚聘者,相与语曰:‘我女载袍补袄,即灼不会;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
文中所表达的壮族先民对待纺织制衣的重视程度比不上庖厨,反映出当时壮族先民的生活水平极为低下。不过文中“袍”“袄”的出现,说明当时的壮族先民的服装形制已经有所变化。
古代文人对于异族服装形式的记录,不同于中原“重文轻艺”。范成大描述当时壮族先民衣服的装饰采用了青花斑布,显然这是蜡染工艺,文中对于衣的形制没有明显的点明,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当时壮族的着装已经发生变化,纺织印染技术都有了很大进步。
文中“短褐”是短的粗布衣服的意思,“赤裈”的记载表明了当时的僚人已经着红色的合裆裤。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云:“钦州村落,土人新妇之饰,以碎杂彩合成细毬,文如大方帕,名衫,左右两个,缝成袖口,披著以为上服。其长止及腰,婆娑然也,谓之婆衫(见图4中间两图)。其裙四围缝制,其长丈余,穿之以足,而系于腰间。以藤束腰,抽其裙令其短,聚所抽于腰,则腰特大矣,谓之婆裙。头顶藤笠,装以百花凤,为新妇服之一月,虽出入村落墟市,亦不释之。”
钦州土人新娘服的“婆衫”“婆裙”表明已经出现上衣下裳的汉制。
进行边疆的管理,土官土司制度是由羁縻制度发展而来,同时又比羁縻制度加强了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联系。尤其在明清时期,随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贸易往来的繁荣,壮族服饰在适应了岭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基础上,服装形制逐步固定下来,标本形制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图1)壮汉文化的交流迎来各支系的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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